18 年铁窗生涯！徐景贤惊人反思

▲1969年4月，徐景贤有幸与毛主席同列于中共九大主席团。

作者：范文发

原题：徐景贤，还记得吗？

作者简介：稿件已呈递，本人系上海控江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。自1969年起，我响应国家号召，前往吉林延边珲春地区插队并定居。1977年，我有幸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深造。此后，我曾担任大学教师，亦曾投身企业管理领域。在业余时间，我热衷于文学创作，著有《白山黑水》、《重做上海人》、《边城盛放金达莱》等多部纪实文学作品。

经历过“文革”的国人，尤其是上海人，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“徐老三”（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、第二书记姚文元），相信大家不会陌生。而张、姚长年在中央，“徐老三”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。

徐老三即徐景贤。

在“文革”前夕的那一年，我还是一个少年，有幸在上海少年宫聆听了徐景贤的文学讲座。彼时的他，举止温文尔雅，言谈间透着从容不迫；他曾创作过报告文学《党的儿子穆汉祥》、话剧《年轻的一代》以及散文集《生命似火》等作品。在我心中，他无疑是位文化人。

有句话说得好：卓越的制度足以将恶行之人转化为善者，至少能更为高效地遏制恶行；而糟糕的制度则可能将正直之人变为恶徒，甚至迫使良善之人被迫协助实施恶行。“文革”史无前例地证实了这一点。

一时之间，神州各地民众纷纷起而反抗，夺取权力，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接连不断的“你唱罢我来登场”的闹剧。具有鲜明“党的组织意识”的文化人徐景贤，亦毅然从市政府机关走出，投身到这场造反的洪流中。

▲那一年盛夏，周总理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特殊时期，首次莅临上海，与徐景贤等当地领导进行了亲切会见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1967年夏日。我就读的控江中学，因其早早参与了革命大联合，成为了全市“复课闹革命”的示范学校。

市领导代表徐景贤于学校礼堂发表讲话。尽管他依旧保持着清瘦白净的形象，却激情洋溢地提高声调，挥舞着手臂，口中革命口号连绵不绝；最终，他高举双臂，大声呼喊：“革命青年们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话音刚落，礼堂内立刻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赞同声。这一刻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这位文化人士身上已深深地烙上了造反派的印记。

在次年，伴随着凛冽寒风和凄厉的哭声，我踏上了开往插队地点的列车。那时，工宣队的老师傅激动地贴近车窗，宣告市领导徐景贤同志和马天水同志将前来为这些革命青年送行。我坐在车厢内，内心平静得如同死水，对于徐景贤等人的到来并无太多关注，因为此刻我心中满是对远离家人的深切哀愁。

正当徐景贤等人在险峻的山峰上争夺权力、尽显风流时，我与知青伙伴们正以“坐地日行八万里”的豪情，与天斗、与地争，犹如两条并行于不同轨道上的车辆，彼此之间全无交集。

▲在1965年9月，徐景贤（图示中左三，后排）随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出访越南，荣幸地受到了胡志明的亲切接见。

随后，审判“四人帮”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徐景贤的关注。那时，大学校园中鲜少能接触到电视。恰巧，同寝室的温良在吉林大学附近的兽医学院有所相识，每晚他都会跑过去观看。尽管画面有限，我还是得以清晰地辨认出站在审判席上的他：与十年前相较，他的神采不再飞扬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黯淡。

徐景贤此后消失在我的生活中。

世间之事，往往颇具巧意。二十年后，在一次偶然的友人聚会上，我竟意外地与徐景贤同席而坐，更巧的是，我们的座位还相邻而坐。

此刻的徐景贤，身形佝偻，早已不复往日挺拔的身姿。（事后方悉，原先的身高1米8，已缩小至1米6左右。）行走间步履蹒跚，实乃重症关节炎所累；眼窝深陷，拉长的面容更显消瘦且凹陷。

尽管年纪已逾古稀，他却始终保持着热情洋溢的姿态，面容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。他的声音依旧清晰悦耳，思维亦如往昔般敏捷。

得知我从事房地产行业，他随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房屋建设和销售的问题。我随身携带了一本自编的策划小册子，便不假思索地递给了他。然而，我内心深处却想：他此举不过是应景之举，随意找些话题来聊，对于策划内容产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。

▲在2006年，作者（位居左三）向徐景贤慷慨赠送了房地产项目策划书。

仅隔数日，徐景贤便来电告知已阅读完那本小册子。随后，他提出了疑问：“能否请教一下，如何判断一栋房子是否物有所值？主要应依据哪些因素？”我回答道：“关键在于地段，即土地价值的优劣。这一点是衡量房产基本价值的核心指标。”

“哎呀，这便如同选购数码相机时必问像素，挑选钻石时必问克拉数，购买音响时则需关注其最大不失真功率……”他一连串地列举了这些生动而通俗易懂的比喻，真不愧是满腹学问的人。最后，他谦逊地评价道：“你的策划书颇具文学韵味，为我补上了建筑营销的一课。”

如此一来，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促成了我与他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会面。尽管他曾经从事的是党务工作，但鉴于身处商业繁荣的上海，加之他聪慧好学，对于城市规划、环境建设乃至建筑风格和市民需求，他均有独到见解。因此，我们的交流中充满了共识。

纵然我们共用一种语言，然而他过往的造反行径与那段长达18年的牢狱生涯，终究在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。鉴于此，我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他家位于天平路，我虽多次路过，却始终未曾踏足其门。徐景贤待人热情好客，他曾邀请我一同上楼品茶，我婉言谢绝了。回顾当时，他已是公民身份，我戴上的那副有色眼镜，是否显得过于无理呢？

▲自左而右：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徐景贤、王秀珍。

十年“文革”对我来说，是一段痛彻心扉的回忆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文革的真实面貌尚未完全公之于众，因此，这段历史在我心中依旧悬而未决，难以画上句点。

可惜，有资格对“文革”进行深刻解读的，鲜有留下只言片语便离我们而去的先贤。徐景贤感慨道，细细数来，竟无一人堪当此书写重任。

继而，他进行深刻反思，诚挚忏悔：他曾向剧作家们坦陈过错；他曾向广大市民、青年学子表达歉意；他无所畏惧地直面禁忌之地，立志要将那段他亲身经历的“文革”岁月，以一个真实、全面的视角完整地回忆与呈现。这对他而言，是一场心灵深处的洗礼。历经数年的潜心筹备，他终于挥笔成书，一部名为《十年一梦》的回忆录应运而生。

这部《十年一梦》之作，促使他深刻反思了自己“愚忠”的一生，并终于让他的“智慧之灯”重新在肩头熠熠生辉。

我细读了《十年一梦》两次。鉴于全书系作者个人回忆之作，自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；然而，作者敢于直面自身，勇于自我反思的态度，却给人以全新的感受。我关注并接近了徐景贤。

徐景贤为作者签名赠书

十年的“文革”历程，将一个民族不断驱向野蛮的深渊：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衰退。在这期间，上海的“徐老三”亦曾挥毫泼墨，撰写煽动性的造反声明，更曾组建武装民兵，誓言“誓死捍卫党中央”。正如俗语所言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这种现象无论中外皆然。上帝召唤人们趋向崇高，而魔鬼却诱使人们陷入污秽。

诚然，徐景贤在“文革”期间犯下诸多“丑恶”行径，然而，他亦曾有过“崇高”之举。

在“文革”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他独自一人得以幸免于难，而他的亲朋好友却并未因此而一同获得解脱。即便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的农村插队多年，他也未曾动用任何关系将他调回上海；对于亲戚中那些渴望参军的人，他更是坚守原则，未曾为他们提供任何特殊便利；他的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里辛勤倒马桶数十年，居住环境简陋，缺乏煤气与卫生设施，但他始终未曾为改善父母的居住条件做出任何改变。

▲程乃珊

在一次轻松的交谈中，作家程乃珊向我讲述了四十年前的一则往事：她的同事在晨曦中骑行上班，不慎车身擦碰了旁边驶过的小轿车后轮。同事急忙刹车，幸而未跌倒。随即，小轿车内走出了市委书记徐景贤，他俯身关切地察看骑车人的双腿是否受伤，并连连致歉……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幕，却使得众人对徐景贤心生敬意。

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。那是一次聚餐，饭店门口的垃圾桶旁散落着几只废弃的塑料瓶。先到达的徐景贤不辞辛劳，弯下腰逐一捡起这些塑料瓶，并将它们投进了垃圾桶。这一细微的举动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身上所具备的优良品质。

由于在“文革”期间犯下罪行，徐景贤于1976年10月遭到逮捕。然而，由于他交代详尽、态度积极，并且始终恪守“服从中央”的组织原则，中央原先预计接管上海的斗争将充满复杂性，任务亦将异常艰巨。为此，中央特意组建了一支由17名省部级官员和58名司局级官员组成的强大团队。然而，接管过程却出奇地顺利与平稳。在此过程中，徐景贤等人的服从与配合作用不容忽视。

▲在1972年5月，徐景贤对朝鲜进行了访问，期间与金日成进行了会晤与洽谈。

法庭拟对他实施不予起诉的宽宥措施；然而，鉴于马天水是上海地区的首要罪犯，本应被判处18年监禁。不料马天水突然患上了精神病，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刑罚。然而，上海乃“四人帮”势力盘踞之地，若要严惩一名首恶，必需给予重判。当时，上海市委中有一位女书记名为王秀珍，她曾是普通工人出身，文化素养不高，让她扮演首犯的角色显然不妥。因此，原本未被起诉的徐景贤被扣上了首犯的罪名：判决有期徒刑18年。

徐景贤被囚禁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。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：若非家庭给予的温暖，他恐怕难以度过那段漫长的狱中岁月；而他的家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，只为能在他刑满释放后的18年后，与他重聚。

徐景贤、葛蕴芳夫妇晚年

太太葛蕴芳深知他对书籍的热爱，于是她会提前为他准备书单，四处搜寻。尽管她身形娇小，却毅然承担起背负沉重的书袋的重任。她从徐家汇辗转换乘三辆公交车，抵达杨树浦，每月一次的探望从未缺席。正是这些滋养心灵的书籍，以及亲情的温暖，为他心灵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。

确实，他内心常感愧疚，对于妻子与那对可爱的女儿。他的妻子，葛蕴芳，曾是夏衍的首位秘书，亦是一位资深干部；然而，因丈夫的牵连，她的党籍已不复存在，退休待遇也被降至一般标准，无法再享有原先的处级优待。

女儿们正值中学毕业阶段，然而父亲的入狱让她们面临着无法继续深造的困境。大女儿因患病，自农场病退后待业了两年，最终被分配至食品生产车间担任学徒。经过三年的努力，她成功转正成为正式工人，并在糕饼、月饼等点心的制作领域崭露头角。

▲徐景贤晚年与女

在八十年代中叶，他的两个女儿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而他们的两个外孙也陆续降临人世。他感慨道，当他在狱中得知女儿们均已成家立业，亲眼目睹了小外孙的可爱模样，那一刻，他的心情如同在酷暑六月，饮下一碗清凉的冰镇汽水，畅快无比。

在1990年代，与他共囚的“四人帮”首脑，或已离世，或已被释放，唯有徐景贤，因患有严重关节炎，仍在狱中继续服刑。葛蕴芳鼓起勇气，先后向两任市委领导寄信，但回应始终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随后，我径直向邓颖超同志致信，鉴于忧虑信件在途中遭遇截留，遂在信封上标注“赵炜同志亲启”，而在信纸内则详细说明了请她代为转呈邓大姐的请求。

葛蕴芳犹记得，在那1972年的岁月里，邓颖超大姐莅临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，她先后造访了姚文元、王洪文以及徐景贤的住所（只不过，她并未前往张春桥的家中，那是因为当时传言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在历史上存有疑点）。

▲1973年9月16日，徐景贤随同邓颖超女士莅临上海虹口公园，共同缅怀鲁迅先生的陵墓。

邓大姐紧握着葛蕴芳的手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小葛啊，景贤同志始终紧随主席的脚步投身革命，你们一定要给予他全力支持，与景贤同志并肩作战，紧密跟随主席这位革命先辈，共同投身革命事业！”

邓颖超秘书与葛蕴芳虽仅有一面之缘，却并无势利之态，心怀同情。在邓大姐病情稍有缓解的时刻，她便将徐景贤的情况告知于她。邓大姐随即挥笔写下“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”字样。

正是这寥寥数语，短短数日之内便促成徐景贤获得保外就医的许可，此事发生于1992年6月。随后，他在1995年5月刑期届满后获释，并于1999年恢复了其公民的政治权利。

服刑期满后，他面临新的困扰：何处建立社会关系？养老金由谁承担？与他一同案件的王秀珍曾是工厂职工，出狱后得以回归原单位——国棉三十一厂，继续由厂方负责养老金发放；而徐景贤曾是市委领导干部，刑满释放后，是否还能保留干部编制呢？

起初，金额仅有数百元，随后增至一千元，然而仍不足以满足日常开销。他对阅读书籍和报纸情有独钟，这两项爱好便消耗了大部分的生活费用。

为了贴补家计，徐景贤及其伴侣无奈与女儿们同住，并将空置的房产出租。某日，徐景贤私下向我透露，家中长女身体欠佳；女婿失业尚未找到新工作，能否帮忙介绍一份职位？考虑到他的确面临困境，尽管当时我并无十足的信心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

▲在2006年，作者（位于左一）与徐景贤（位于左二）等人士合影留念。

“徐老师，您以前可是市委书记，那可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职位。以前我想要帮忙，都不知道该找哪扇门。现在咱们成了朋友，面对面交流起来，事情反而更顺心了。”

无论身份地位的高低，贫富与否，上帝均以“生”字作为展品，呈现其所有杰作，最终又以“死”字将其一一收回，过程既简洁又明了。

2007年10月31日的清晨，徐景贤独自踏出家门，与老友欢聚一堂；午餐时分，他与众友举杯共庆。午后两点，他回到家中，稍作休憩，便在沙发上沉浸在书海之中。此时，太太葛蕴芳在厨房忙碌，忽闻窗外传来一声异样的呼唤，她急忙奔出，只见徐景贤已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，人事不省。尽管妻子大声呼喊，他却始终未能醒来。他的手中，仍紧握着他钟爱的那本书。遗憾的是，他未能等到一个月后75岁生日的到来。

他已远行，依照他的遗志，亲人将他遗体无私捐献给医学研究，以期助力医学事业的发展。

说走就走，这无疑是人生中最极致的从容，亦是生命中最畅快的落幕。然而，他心中仍存留着诸多未了的遗憾。

徐景贤扫墓

记得徐景贤曾向我透露：“《十年一梦》仅呈现了60%的事实真相，剩余的40%则深藏在我的心底。”

我懂他写不出来的原因。我问徐景贤：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，尤其是“一月革命”，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，你只是个执行者啊。

他答非所问道：“执行者精神缺失？”他低声自语：“往昔，因精神之失落，致使诸多失当之举相继发生……”

我领会了他的言辞。那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：正如屈原所崇尚的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坚贞，亦如陶渊明所恪守的“不为五斗米而弯腰”的傲骨。

杜威言知识分子特性。“首先，是坚守独立思考，决不将他人的听觉、视觉、智力视为己有；其次，个人对其思想与信仰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，无畏权威，不惧监禁与死亡，唯有真理为依归，个人得失于其无关。”

这场“文革”将这些精神尽数剥夺，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、我们的民族陷入了低谷。环境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其影响之深远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历经“文革”岁月的洗礼，我们每个人是否都需要进行深刻反思？

徐景贤，见证“文革”，已离世。他的反思引发我们诸多深思。

回望往昔，我们绝不能让整个民族淡忘那段“文革”的历史。